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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柏園頭的紅色烙印
    溫州網2021-07-06 09:56:00

    周飲冰的女兒周象蒙(右二)參觀紀念館。 陳登局 攝

    “七一”前一天,位于公園路九柏園頭一座四合院內的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舊址紀念館正式開館。

    抗戰時期,革命先輩曾經在這里演繹了一幕幕出生入死的革命故事。因為參與了紀念館的文案撰寫,查找、考證了大量文獻資料,我對這段往事有了深入的了解。這段故事,讓人動容,值得銘記。

    新四軍駐溫通訊處成立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華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時。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在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時期,為了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經與國民黨當局商定,新四軍可以在游擊隊原駐地和一些重要城市設立辦事機構。從1937年9月至1940年年底,南方各地共建立了50多個新四軍的辦事處、留守處、聯絡處、通訊處等辦事機構。

    當時的浙江省有4處這樣的機構:溫州的“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新四軍駐溫州采購辦事處”“新四軍駐閩浙邊后方留守處”和“新四軍駐浙江麗水辦事處”。新四軍駐浙南的辦事機構各自獨立又互相配合,為新四軍堅持敵后抗戰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九柏園頭的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原為1937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共閩浙邊抗日游擊總隊辦事處,于1938年3月改名為“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主任周飲冰。

    周飲冰(1913-1942),是平陽水頭譽滿鄉里、家聲傳四方的名門“全升內舉人居周氏”后裔。他自小就聰明好學,多才多藝,曾為浙南著名畫家蘇味朔的入室弟子,還自學刺繡。上世紀三十年代,周飲冰子承父業,在家鄉教書。在中共地下組織黃先河的引領下,周飲冰于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初,擔任瑞安仙降中心區區長,1937年,受中共地下組織的指派,在溫州城區以開繡花店作掩護,建立白區工作秘密聯絡點。1937年12月,中共地下組織在九柏園頭17號周飲冰寓所,成立了中共閩浙邊抗日游擊總隊駐溫辦事處,辦事處主任為吳毓,周飲冰是辦事處副主任。

    1938年5月,中共浙江臨時省委機關遷至溫州城區后,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成為中共浙江臨時省委的主要交通站。劉英經常在這里辦公,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謝文清、省委常委兼青年部長賴大超常駐于此。黨內一些會議也在17號大院召開,公文、宣傳品的油印工作也在這里進行,上下級來溫工作的人員經常在17號大院進進出出。

    周飲冰與戰友被捕

    1938年10月10日,一群軍警受溫臺戒嚴司令部第三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的密令,沖進通訊處,他們翻箱倒柜地搜查,在一個箱子里找到幾份宣傳抗日救國的文件,就以此為借口,認定這些文件是“非法秘密活動的證據”,查封了新四軍駐溫通訊處,逮捕了正在通訊處辦公的六位同志:中共浙江臨時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謝文清,中共浙江臨時省委常委、青年部長賴大超,省委文書鄭香山,機要員徐惠澤,通訊處工作人員黃美平、王昭日。六位同志被押到溫臺戒嚴司令部。

    10月11日,因事外出的通訊處主任周飲冰得知六位同志被逮捕的事件后,奉劉英的指示,前往戒嚴司令部提出抗議與交涉,也遭敵人扣押。

    劉英得知又有一位同志被逮捕,立即密電報告新四軍軍部。10月16日,黨組織派吳毓以新四軍駐浙江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到戒嚴司令部交涉。吳毓還帶上省委書記劉英寫給7位同志的信,到看守所看望他們,指示他們要團結一致,堅持斗爭,靜候營救。

    10月下旬,7位同志被押送到安徽屯溪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的看守所。1939年春,7位同志又隨同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的遷移轉到江西上饒。

    “九柏園頭事件”引起社會各方強烈反響。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到江西上饒視察,他與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交涉,要求釋放溫州通訊處被捕人員,還向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提出抗議。周恩來來到看守所看望被捕同志,特地會見了周飲冰,要周飲冰轉告大家:在獄中仍要努力學習,提高覺悟,并送給他們100塊銀元作零用,還交代新四軍駐上饒辦事處主任胡金魁按月接濟被捕的同志。

    國民黨省政府、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始終沒有解決這件事。

    關押在敵人的看守所的同志與敵人展開不屈不撓的斗爭,他們還組織特別黨支部,謝文清任書記,賴大超任副書記,周飲冰任組織委員。在特別黨支部的領導下,他們多次組織越獄,但都沒有成功。1942年6月,周飲冰被國民黨殺害;鄭香山、黃美平與徐惠澤被敵人殘酷折磨,在獄中病死;謝文清在押送途中逃脫獲生;賴大超被董必武營救,于1945年2月出獄。

    新四軍駐溫辦事機構的功績

    新四軍駐溫通訊處、新四軍駐溫州采購辦事處、新四軍駐閩浙邊后方留守處三個機構,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戰的那段時期,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新四軍革命斗爭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首先是開展恢復發展黨組織的工作:在當時,其實新四軍駐溫通訊處是中共浙江臨時省委的機關。通訊處建立后,一些與黨組織聯系不上的黨員找到了組織,重新參加了革命。1938年8月《浙南特委關于健全支部工作加強黨內教育的指示》文件下達后,在中共臨時省委的領導下,健全地方黨組織的工作在各縣相繼展開。至1939年5月,浙南地區黨支部發展到608個,黨員從三年游擊戰爭結束時的不到400人,發展到7291人。1939年春,周恩來到浙江視察時說:“在東南戰線上,浙江是站在前進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效仿的。”

    二是接待輸送抗戰兵員:各辦事處致力于輸送抗日兵員。通訊處為了向新四軍和八路軍輸送干部和進步青年,開辟了兩條交通線:一條是由溫州經麗水、縉云、永康、金華、壽昌,通過皖浙邊界到安徽涇縣新四軍兵站(經這條線路去皖南新四軍教導隊學習的就有240多人);另一條是由通訊處介紹進步青年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然后轉赴延安。這其中有從上海、江蘇轉來的黨員和進步人士,也有通過中共浙江臨時省委直接輸送的。

    新四軍閩浙邊后方留守處還動員、介紹輸送一批進步青年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和皖南新四軍教導隊學習。1938年平陽臨時中學的阮世炯、金冶、許布洛等14名青年學生,由項經川聯系,經新四軍閩浙邊后方留守處直接介紹去新四軍軍部教導隊學習。

    三是采購運送抗戰物資:1937年冬,溫州港成為抗戰時期大后方,是同敵占區各地經貿往來的中轉口岸和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物資集散地之一。新四軍駐溫州的辦事機構便成為向新四軍輸送物資的重要渠道。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給新四軍捐獻的大批被服、藥品、軍械、醫療器械與款項大都通過采購辦事處轉運到皖南新四軍軍部。1938年夏,紅十字會以運輸醫療用具的名義,秘密從上海運來一批印刷設備到溫州。1939年初,采購辦事處安全地把數百噸物資分批送到皖南新四軍軍部。

    四是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新四軍駐溫州各辦事機構以合法組織身份,利用一切機會擔負起抗日救亡宣傳的任務,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各機構大量印發《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文告,散發各種進步書刊報紙,還聯合其他各類文化團體進行抗戰宣傳,推動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1938年3月,新四軍駐閩浙邊后方留守處組織一支以平陽山門抗日救亡干部學校學員為主的新四軍流動宣傳隊,在平陽、泰順、瑞安城鄉之間,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藝節目,并散發書刊、報紙等宣傳品,擴大了共產黨和新四軍的影響力。

    五是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助力:各辦事處致力于做好地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新四軍駐閩浙邊后方留守處還與國民黨平陽縣縣長徐用和國民黨縣黨部常務委員黃強建立了統戰關系。1938年5月至6月間,徐用到北港巡視工作,后方留守處邀請他到山門鄉檢閱由共產黨組織起來的抗日自衛隊。黃強出任北港區抗敵后援會會長,該會根據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定了《平陽縣北港區抗敵救亡后援會行動綱領》。這個綱領在當時上!蹲g報》上登載。

    每次外地傷兵途經溫州,通訊處總是發動各界人士赴碼頭迎接,并且幫助傷兵與各方交涉,解決有關醫療、安置等問題,取得了各界團結抗日的良好成效。

    弘揚紅色文化陣地

    為了“讓紅色地標亮起來,紅色文化活起來,紅色精神燃起來”,鹿城區委以打造鹿城區革命歷史展館為核心,以九柏園頭的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舊址、慶年坊的地下交通站舊址、康樂坊的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舊址、候衙巷的中共溫州獨立支部成立處等紅色據點為輔,通過建館、建碑、建亭等形式,突出弘揚紅色文化陣地。

    新開館的新四軍駐溫通訊處舊址紀念館以文字圖片、實物場景、音像展示等多種形式再現了發生在九柏園頭這段鮮紅的歷史。展廳分三個單元,第一單元為“國共合作 統一戰線”,主要介紹了通訊處成立的背景,包括新四軍的組建、浙江國共和談、全面抗戰等;第二單元“建立機構 致力抗戰”,主要介紹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新四軍駐溫州采購辦事處、新四軍駐閩浙邊后方留守處等新四軍辦事機構的基本情況;第三單元“風云突變 嚴峻考驗”側重講述了“九柏園頭事件”的緣由和歷史影響。“九柏園頭事件”標志著浙南乃至浙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遭到破壞和抗日救亡運動走向低潮,從此,浙南地區中共黨組織的活動被迫完全轉入地下。

    走進紀念館,一幅幅老舊照片、一件件珍貴的文物、一段段震撼的投影,述說了抗戰時期,英雄的甌越兒女浴血奮戰的革命經歷。過去的崢嶸歲月、感人的紅色故事,會產生激烈的靈魂震蕩,紅色的烙印將永遠深深地銘刻在每個人的心坎里。

    來源:溫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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